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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敬业”和“神经质”之间的好演员

文章经原作者授权转载

出生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中文昵称: 安猪 / 加菲

穿着充满深秋风情的长款黑色羊毛大衣、围着围巾的Andrew Garfield在一间酒店餐厅里热情地问候了我。那是他的新片《一呼一吸》在BFI伦敦电影节首映的前一天,而他正处于狂风暴雨般的宣传期,在短短几天之内将在伦敦、苏黎世、纽约和洛杉矶几个城市之间奔走。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内经历四个相当高难度的角色过后,他看起来疲惫不堪。Garfield在餐厅内发现一个远离喧嚣的舒适的沙发,然后建议我们坐到那边。他坐下的时候好像终于得到了一点休息。

我刚把录音笔放置在我们俩之间的沙发空位上,Garfield就开始观察它。他把它拿起来,举在面前,冲它很大声地讲话,想看看它好不好用。“这个没问题吗?”他仔细检查着屏幕,并问道。我告诉他没问题地,而且以防万一,我还有一支备用的。于是他就开玩笑似的检查另一支录音笔。“没事,如果都不好用我就再接受一次采访、重复我说过的每一个字。”他说得一本正经,但嘴角有一丝邪魅的笑。

对细节一丝不苟一直都是Garfield做事的准绳。就连教皇本人最近都开玩笑说Garfield在Martin Scorsese的影片《沉默》里为角色做的准备太充分了,完全可以真的被授予神职。他不仅经历了长时间的斋戒、参加孤立静修,他甚至还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耶稣会精神,Garfield是个游走在“敬业”和“神经质”之间的追求准确性的人。

而从他在《男孩A》中饰演的儿童杀人犯,到Mel Gibson的《血战钢锯岭》中的拒服兵役者,到Tony Kushner的剧作《天使在美国》中抗击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再到《一呼一吸》中瘫痪的残疾人平权运动家可以看出,他从不畏惧演绎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角色。

“这个挑战非常特别,”Garfield说起他最新的这个角色。“我不知道跟我其他角色比起来怎么样,但它带来的挑战绝对与众不同。准备过程非常棒,我可以通过他妻子、儿子和孙子的视角了解这个伟大男人的一生。”

《一呼一吸》改编自真实故事,Garfield扮演的二十八岁的Robin Cavendish是一位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的病人。他是一个热爱挑战的好动男人,他怀孕的新婚妻子(Claire Foy饰)得知他永远都不能离开医院,而且只剩几个月的生命。就这样永远被捆绑在呼吸机上,Cavendish渐渐陷入低沉。

“我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准备,”Garfield解释说,“就是表演残障本身,身体、声音上的表现,尤其是怎么借助外力呼吸。这就是我最紧张的事情,因为要表演得准确很难——而你必须要做得准确。要拿捏好声音的音色非常难。因为这种残疾的特点,每次呼吸必须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运用声音的能力去传达你的意思和感受,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Cavendish的儿子Jonathan出生后(Jonathan是本片的制片人),Cavendish的妻子Diana学会了他呼吸机的使用方法,终于将他带出医院。面对专业医学知识的匮乏和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的社会(当时是五十年代),她接纳了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一起改造房子、照顾他的日常起居。Cavendish的好友Teddy Hall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设计了能够放置他呼吸机的轮椅,让他能够迈出家门;他们突破性的成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残障人士辅助器具。

“特别让我安心的一点是,Robin现实生活中的儿子Jonathan Cavendish是我们的制片人,他每天都在片场。”Garfield说,“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他就能察觉。这一点让我和Claire[Foy]还有其他演员有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去依靠我们的直觉,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指引我们。”

Cavendish拒绝接受受限的人生,他发起运动,以确保残障人士接受有尊严的照料和更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困于医院中,深藏在社会的角落里。在他长而充满意义的一生中,他坚定的信念和面对困境的乐观态度给Garfield和其他许许多多人以深刻的启迪。

“跟他的老友们交谈实在是太棒了,他们都很乐意提起他。他特别有幽默感,这对他遭遇的一切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特质。英国人很擅长从悲剧中取乐。这绝对是必要的。”

“因为Claire、公司和导演Andy Serkis,整部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很欢乐的,尤其是因为Diana和Robin本人的魔力。我们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还有Jonathan的,他的确跟他父亲很像。他也有那种创造愉悦和团队感的能力。这一点真的很棒。”

作为一个不遗余力为角色做功课的人,Garfield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喜欢的部分也就不难猜了。“我爱准备工作,没有压力,只是沉浸在资料中,试着在潜移默化中消化这些信息。”他说着,脸上的表情提亮了些。

“我确实看了很多讲述类似题材的影片,”他继续解释道。“当然,Daniel Day-Lewis在《我的左脚》中的表演非常精彩,我也很仔细地研究了《潜水钟与蝴蝶》,不是为了其中的表演,而是它对Robin经历的那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的诠释。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力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我看得很难受,这是好事。”

在他演艺事业的起初,Garfield似乎热衷于扮演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被排挤的角色。我们谈起了十三年前他的第一个戏剧角色,我告诉他我在曼彻斯特皇家交易所剧院看过他的《小孩与鹰》,他在里面扮演Billy Casper。“不会吧?这也太酷了!”他兴奋起来,那段表演显然给他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他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刚从皇家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毕业,那段表演就为他赢得数不清的奖项。他是否仍将这类角色视为他的某种艺术性目标?

“绝对有这种成分。我一直以来都被这类角色吸引。它们在我年幼时对我影响极深,而且我认为它们才是我倾注精力得最有意义的一类角色。这只是我天性使然,我觉得我注定要做这些。”

Garfield是个思考者——他经常深思一些问题,在回答前(和回答时)皱着他的浓眉。“我认为我们都有可以给予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接着说。“我们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就是最吸引我的。”

“很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扮演过上层阶级的角色;除了这部电影我从来没有做过。”作为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操着正统英腔的人,这确实是个奇妙的矛盾。而Garfield本人明显与其他阶级的人们更有共鸣。“我对中产阶级一直不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挣扎着实现理想的下层人民更吸引我。”

在演艺生涯中,Garfield面临的批评之一就是某些活动家认为一些角色应该由真实的少数群体演员来扮演,以提升电影业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如此重视角色前期准备工作细节的人,这类批评会不会影响到他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也愿意参与其中。我对此很感兴趣。在《一呼一吸》中,公司必须选一个健全的演员来演这个角色,因为电影是从Robin还是健全人的时期开始的。而面临饰演角色的性取向与我不同的情况,这就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在《天使在美国》中,Garfield饰演一个身患艾滋病的同性恋男子,而他也刚刚被选在Arcade Fire乐队的MV ”We Exist”中出演一名跨性别者。

“在这样一个竭尽所能,夜以继日把自己塑造成其他人的世界里,要想不做别人,只做自己,就意味着打一场任何人所能打的最困难且永不停止的战役。”

—— E.E.肯明斯

“我在Tony [Kushner]请我参演《天使在美国》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就是接下这个角色,很奇怪,我能跟它产生共鸣,即使我是直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部剧作正是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我想参与创造的,也正是我想在自己的艺术生涯里添加的一笔。”

“我们所处的时期很有意思,现在正需要能够更好代表LGBTQ群体和残障群体的演员。Tony说,当人们开始扮演他们自己的时候,虚构作品的消亡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一点说的很对。但就代表性而言,还有许多要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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